半张窗户纸
谬论一旦流行开来，便责怪不到谁的头上。
这本书的观点呼应了连岳和煮肘的观点，再加上《乐观经济学》，可以说彻底破除煞笔媒体增添的恐慌了：政府只会添乱，市场自有定夺。
一
《一课经济学》＃宏观与片面＃
没有一种技术改进不会伤害某个人，同样的道理，大众的品味变得高雅、社会风气得到净化，没有哪种好的进步不会伤害某个人。若更多人倾向于审慎节制，成千上万调酒师将因此失业。若赌风日衰，在赌场和赛马场营生的人就只好另谋职业。若男人更懂得洁身自爱，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就会陷入绝境。
但是民风突然改善，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以迎合人们低级趣味为职业的人。那些毕生致力改善社会风气的人，受到的伤害更大。牧师面前做忏悔的人会减少。社会改革家会找不到责任之所在。人们对他们的服务的需求减弱了，他们能为社会做的贡献也减弱了。如果没有人犯罪，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律师、法官、消防队员，也不需要监狱看守和锁匠，甚至可以不要警察（交通警察除外）。
简单地说，在分工体系之下，我们很难想象，当一个人的需要获得更大的满足时，不会伤害满足那份需要的人。为此投资的人、为此苦练技能的人，至少会遭受暂时性的伤害。如果各个经济领域都是非常均衡的共同增长，那就不存在特殊群体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利益对抗，就算有，也不会构成任何严重问题。
这种齐头并进的经济增长方式从未发生过，并且永远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增长只可能是在不同领域以不同的步调增长，甚至此消彼长。如果我生产的那种商品，其供应量突然大增，或者如果新发明或新发现，使得我生产的那种商品不再有人需要，这些使整个世界获益的好事情，对我和我的同行们来讲，都是一个悲剧。
人们的注意力，总爱集中在最显眼的地方，即使公正无私的观察者也不例外。大家往往不会去注意供给增加或新发现所带来那些分散各处的利益，而会去关注少数人因此遭受的损失。
简单地说，我们今天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优秀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就怎么做达成了共识。政府为重分配财富和收入所做的种种努力，只会扼杀生产积极性，并导致普遍贫困化。政府真正该做的事，是建立和执行一套法律架构，禁止暴力和欺诈。政府一定不要去干预特定的经济活动。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是鼓励并维护自由市场。亚历山大大帝去拜访哲学家第欧根尼，居高临下地问哲人有什么请求，据说第欧根尼答到：“劳驾站开点，不要挡着我晒太阳。”
每位公民都有权对政府这么要求。举目阴云蔽日，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总有某些地方，阳光会破云而出。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政府若不先从纳税人手里拿走些什么，就不可能带给他们任何好处。特定群体享受更多优待，只能是意味着税负加重、赤字增加、通货膨胀加剧。通货膨胀最后一定会误导生产、扰乱经济。有些政治人物也开始认清这一点，其中有的人甚至清楚明白地把它讲出来。
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悖论，书本里大量抨击名人名言，也会大量引用名人名言，最后还是会由名人名言背书，哈哈。
二
《一课经济学》＃官僚与市场＃
平准价格的说法大致如下。在所有产业中，农业最基本、最重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护。还说，只有农民富裕了，其他人的富裕才有着落。要是农民缺乏购买力，买不起工业产品，工商业就会萎缩。
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中，人们的需要和要求及其轻重缓急千差万别，如何解决劳力和资本用在哪里的问题？解决之道正是通过价格体系，也就是通过生产成本、价格和利润三者间不断变动的交互关系来调节。
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反过来又会影响供给和需求。当人们更想要一样物品时，会愿意出更高的价钱。这个物品于是价格看涨，其生产商获利会增加。
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某个行业的扩张，必然要以其他行业牺牲为代价。生产要素在任何时候都是有限的。只有当劳工、土地和资本，从原来的行业转移到了某行业，那个行业才能够扩张。当某一行业萎缩或者停止增产，并不必然意味着总体生产出现净减少。因为该行业萎缩所释放出劳工和资本，可供其他的行业用于扩张。
价格体系虽然倍受谴责，却只有它能够解决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准确地决定成无数商品和服务彼此相对应该生产多少。靠价格、利润和成本体的半自动化运作，让本来复杂难解的方程式迎刃而解，这种解决能力远非任何一群官僚能比。因为这套系统的解决方式，是由每一位消费者根据本身的需求，每天由自己去投下新的一票或十几票来调节的。
而官僚的解决办法，是要代表消费者去决定各自的需求；其结果并不是消费者本身想要的，而是官僚认为对他们有好处的东西。
然而，官僚们不了解市场这种半自动化体系，因此对市场总是很不放心。他们总是企图改善或矫正这种体系，而实际结果通常不过是只求满足了向他们施压的集团的利益。
倍受谴责的投机商，并不是农民的敌人，而是农民的益友。因为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必须要有人来承担，事实足以证明，在现代经济中，这些风险主要是由专业投机商一肩担起的。一般说来，投机运作越成功，专业投机商对农民的帮助越大。因为，投机商能获利越多，表明他预测未来价格的能力就越强。也就是说，他们预测未来价格的越准确，价格波动就会少几分剧烈和偏激。
正因为有专业投机商承担了这一切风险，农民和粮食加工业者才得以免除风险。后面这两类人能借助市场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当投机商把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时，农民和粮食加工业者他们的利润主要取决于本身的生产技能和勤劳与否，而与市场价格波动无关。
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由于价格下跌而被逐出市场的，都是高成本、低效率的生产者。拿农产品来说，被淘汰出局的农民的是那些能力最差、或设备最差、或耕地最贫瘠的生产者。在最肥沃的土地上耕种，能力最强的农民，根本不用限制产量。
政府准备只管制一小部分商品的最高价格时，通常会选择那些关系到民生的必需品，官员们会说，确保穷人能够以“合理”的价格，买得起他们必需的面包、牛奶和肉类，这比什么都重要。
压低生活必需品价格的说法，往往是这样提出来的：如果我们任由市场去决定牛肉的价格，价格会被争相购买的消费者推高，这样一来，只有富人才买得起。人们得到的牛肉只与他们的购买力成比例，而与他们的基本需要不成比例。如果我们压低牛肉价格，每个人都能得到公平的一份。
当限价政策致使一些商品出现明显的短缺时，多占多得的人肯定会遭到围攻。例如，有钱人被指控得到的必需品“超过公平份额”；要是受控商品是生产用的原材料，就有公司会被指责为“囤积居奇”。鉴于此，政府会推出一套规则，规定谁有优先购买该商品的特权，或者由政府机关决定分配给谁，分配多少，如何分配。如果实施配给制度，就意味着定量供应，每位消费者最多只能得到自己那份定量，想多购买都不行。
总之，一旦采取了配给制度，就意味着政府采取的是双重价格体系，或者是双重货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位消费者除了持有一定数量的钱币，还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票券或“额度”，才能买到东西。换句话说，政府限价市场试图通过配给，去执行自由市场通过价格所做的部分工作。之所以说只是“部分工作”，是因为配给只限制需求，并不刺激供给，而价格上涨即能限制需求，又能刺激供给。
为了保证受控商品实现持续供应，政府可能扩大管制受控商品的生产成本。
结合现在的房价限购政策，和连岳对公务员可能分配住房以及武汉政府对大学生，买房补贴的情况，可以说是完美诠释了。
价格上涨的真正原因，是商品匮乏或货币过剩。法定价格上限根本无法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事实上，这只会加剧商品短缺。至于货币过剩如何应对，我们会在后面章节讨论。有一种谬见支持着限价政策，这是本书的所关注的。政府官员抬高某些商品的价格时，他们一心顾及生产者的眼前利益，而没有考虑消费者的利益。同样，政府官员压低某些商品的价格时，他么一心顾及国人作为消费者的眼前利益，而没有考虑国人作为生产者的利益。公众同样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稀里糊涂支持那些政策。人们当然不想花更多的钱去购买牛奶、黄油、鞋子、家具、戏票、钻石，去支付房租。任何时候，这些东西的价格一上涨，消费者就开始愤慨，感觉遭人敲竹杠。
对于每个人来说，惟一该涨价的，是他自己生产的东西；这是一个人理解并赞成价格上涨的原因。不过，人人都觉得自己的产品才应该最应该涨价。
政府推出规模浩大的廉租房兴建计划（当然是拿纳税人的钱去做这件事）。当然，廉租房的房租，根本不足以弥补房屋的建造和营运成本。不足部分通常由政府每年拿钱出来补贴，无论是通过收取低廉的房租来直接补贴租户，还是以各种名义补贴廉租房的承建商和物业公司。政府廉租房政策的实质，是其他纳税人帮租户支付一部分租金。这些租户是被政府选中的接受优待的一群人。对于优待特定的一群人的各种政治可能性，明眼人一看即知，无需多说。一个压力集团将由此形成并壮大，进而相信它有权接受纳税人的补贴。
我们没办法让大家分得的东西比大家创造的东西还多。我们没办法让全体劳工工资长期高出他们创造的价值。
因此，提高工资的最佳手段，是提高边际劳工的生产力。这可以通过许多方法来实现：通过增加资本累积，例如添置机器以协助劳工；通过引进新的发明和改进；通过提高管理效率；通过激励更加勤奋和更有效劳作；通过更好的教育培训等。个别劳动者产出越多，全社会的财富增加越多。雇员产出得越多，对消费者的价值越大，因此对雇主的价值也越大，雇主越有可能给他涨工资。实质工资来源于生产，而不是来源于政府的法令。
三
《一课经济学》＃机器诅咒＃
在所有的经济错觉中，“机器必然导致失业”这种错误最为阴魂不散。这种错觉曾经被无数人驳倒过，但总能死灰复燃，并且和以往一样张狂。
所有那些机器导致人们失业的想法，若讲一点点逻辑上的一致性，必然都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不但我们今天的每一项技术进步都会带来失业，就连原始人尝试摆脱苦力劳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造成自己的失业了。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闹事者饿着肚子，想到毫无希望的明天时，他们抵制机器的行动是合乎理性的。然而，闹事者们坚信机器会永远取代人力的想法却是错的。
要是读者们有机会去翻一翻 1889 年版戴维•韦尔斯（David A. Wells）所著的《近来的经济变革》（Recent Economic Changes），便会发现其中一些章节，只要把日期和数字改一改，就跟今天那些恐惧科技的人所写文字如出一辙。
我不打算在这里详述该团体罗列的怪诞数字，也不打算通过事实的真相来反驳他们。读者们只需要知道他们所倡导的“技术统治运动”是老调重弹，鼓吹机器会永远取代人力就够了。而这些人竟然以为这个论调是他们首创的真知灼见。
如果采用省力机器确实会造成失业率不断上升、加剧不幸的话，我们将合乎逻辑地得出颠覆性的结论，不仅会颠覆技术领域的观念，而且会颠覆整个人类文明的观。我们不仅应该把任何的新技术进步都视为一场灾难，而且更该觉得过去所有的技术进步也都同样恐怖。
每一天，我们每个人在处理个人事务时，总希望省心省力，把该做的事情尽快做完。每个人都想少花力气多办事。大大小小的雇主，总在设法通过节约劳动力来提高经济效益。头脑灵活的工人，都会想办法以最少的付出去完成上面指派的工作。雄心勃勃的人，总在坚持不懈地跟时间赛跑。如果严守逻辑上的一致性，那么恐惧科技进步的人必须摒弃所有这些进步和智巧，因为技术进步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大衣越便宜，买得起的人就越多。这意味着，尽管生产同样数量的大衣需要更少的人，但现在的大衣总产量却比以往大了许多。如果人们对大衣的需求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具有“弹性”（elastic），也就是说，价格下跌能刺激消费，消费者总体花在购买大衣上的总金额会比以前多，那么整个制衣业所雇用的劳工人数，甚至可能多于采用机器之前。从历史来看，制袜业和其他纺织品业所发生的情形正是如此。
机器带来的实际功效是促进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增加经济福利。
机器所带来的是促进生产和提高生活水平。这个结果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机器使消费者购买的产品变得更加便宜（在前面大衣例子中已有说明），或者提高工人的生产力，从而使工人的工资能够提高。换句话说，机器能够提高货币工资，或者能够降低物价，让同样的薪水能买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
张三本来是技术工人，拿的是技术工人的工资。因为他的技能不再有人需要，他又沦为非技术工人，只能领到普通工人的工资。我们并不愿意，也绝对不应该忘掉张三。我们会了解到，几乎所有的工业和经济进步都会带来个人悲剧，张三只是众多不幸者之一。
我们到底应该对张三怎么办——不管他、让他自己去适应变化；发放遣散补偿金或失业补助给他，任由他依靠领取救济金度日；或者由政府出钱培训，帮助他再就业。
我们应该设法观察经济政策或经济动向的所有的主要后果——既观察其对特殊群体产生的即期影响，又观察其对所有群体产生的长期影响。
制造工作机会”和“限产超雇”的种种做法的起因，以及公众容忍它们的起因，跟害怕机器的起因一样，都源自相同的基本谬论：用更有效率的方式去做事，只会消减工作机会。这个信条换句话说就是，采用低效率的方式去做一件事，反而可以创造工作机会。
和这个谬论有关的另一种论调认为，世界上可做的工作是有限的，要是我们想不出更繁琐拖沓的做事方式来增加工作量，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想方设法将事情分摊给尽可能多的人去做。
尽管有更多的人就业，但每个人的工作时数都会减少，总工时因而不会增加。产量因此也不可能显著提高。工资总额和整体“购买力”同样不会变大。即使在最理想的假设之下（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实际结果只可能是老员工补贴新员工。
如今，新员工的周薪能够拿到老员工原有工资的四分之三，而老员工只能拿到原有工资的四分之三。老员工的每周工作时数的确变短了，但是这种用高代价换来的休闲时间并非出于自愿，而是通过牺牲自己来为他人创造就业机会。
这种措施实行起来又会怎样呢？最明显的结果是生产成本会因此上升。
支持这种企图的人，只考虑到他们能够向特定个人或群体提供就业机会，而忽略了这些措施对所有人造成的整体影响。
分散工作机会的企图源于一个错误的假设：世界上可做的工作是有限的。恐怕再也找不出比这更荒谬的论调了。只要还有人的需要或愿望还没有获得满足，能做的事就没有止境。在现代的交换经济中，当价格、成本和工资彼此之间呈现最佳的关系时，市场所创造的工作机会最多。
窃贼窃取你的钱之后，他的购买力也会提高。他把盗窃来的钱花在酒吧、餐厅、夜总会、成衣店，甚至拿去买车。窃贼的花销所提供的每一个工作机会，都是建立在你的损失以及你可以提供的工作机会的损失之上。
同理，公务员的支出每提供一个工作机会，纳税人那边就要少提供一个工作机会。钱被盗窃，对于你而言是一种白白损失，钱被征去养活那些冗员，对于你同样是白白损失。
与每个人的经济目标一样，任何国家的经济目标也应该是用最少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收益。总体经济进步，靠的是以同等的劳力获得更多的产出。为此，人们用畜力代替人力负重，着手发明轮子和四轮马车，发明铁路和卡车。正因为如此，人类才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了成千上万的省力发明。
就业只是手段，生产才是目的。
采取生产最大化政策，同时光明正大地救济一部分失业人口，远比打着“充分就业”的幌子，用“制造工作机会”来扰乱生产要好得多。
文明的进步其实体现在就业人口的减少上，而不是体现在增加上。这是因为当国家变得日益富裕之后，我们得以禁止使用童工，得以实现老有所养，大多数妇女也能如愿专职照料家庭。又如，在美国必须出去工作的人口的比例，远低于中国或俄罗斯。
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 10 年后美国还能提供多少就业机会，而在于我们的产出能达到多少，我们的生活水平能因此提高多少？只要有更多的产品可供分配，今天人们极力强调的分配问题便能够更容易得到解决。
亚当•斯密的立论大致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命题：
“在任何国家，人民大众的利益总在于而且必然在于，向售价最便宜的人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物品。
每一位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一句格言是，如果购买一件东西的花费少于自己在家里制造的成本，就永远不要自家动手做。裁缝不会自家做鞋子穿，而从鞋匠那里购买。
鞋匠不会自家缝衣服穿，而是到裁缝那里购买。农夫既不会自家缝衣服穿，也不会自家做鞋子穿，而是宁可花钱从手艺人那里购买。他们都发现，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应当专门从事比邻居更有优势的行当，并用赚来的钱去购买他们想要的其他任何物品。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有许多与上述相反的观点，有可能是环境影响。媒体总是忧国忧民，提供恐慌，揭露悲剧，有形无形，真的假的，信不信由你。
这些识辨能力，不是做逻辑题就能培养的，是靠历史中的事实演进。
特殊利益，总能驱使受惠的人处心积虑，去说服众人为什么他们应该得到特殊待遇。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计划，那些计划开始显得荒唐可笑，有识之士都懒得去戳穿它。但是特殊利益会驱使受惠的人坚持推进他们的计划。该计划若能通过立法实施，会立即改善那些人的切身利益，所以他们不惜代价，雇来身名显赫的经济学专家和公共关系专家为其代言。
他们那些论调在公共场合被人反复提起，再加上大量统计数字、表格、曲线图和圆饼图的狂轰滥炸，民众很快就信以为真。等到有识之士意识到立法实施势在必行，一切为时已晚。有识之士没办法在短短几周之内吃透相关的主题，而他们的对手，也就是利益集团雇来的智囊，已经在这个主题上倾注了数年心血。有识之士被对手指责成不了解具体情况，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的假设和推定，让人觉得强词夺理。
四
《一课经济学》＃政府经济＃
我们思考经济时，最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财务状况，其次是各大银行公司，最后是国家财政。
个人利益与大环境因素息息相关，这句话是废话。但我们如何判断当下经济形势？
就好像你要创业，政府拿钱补贴，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政府支出必定需要首先从某甲那里拿走征收来一笔钱，然后才有资源给某乙，整个过程势必会挫伤某甲的生产积极性。因此，政府支出所创造的财富也就不可能完全补偿其征税所破坏的财富。
人们常常这样比喻政府支出：把国家的钱从右边的口袋掏出来，再放进左边的口。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这种说法就好像把整个国家当成资源汇聚在一处的大公司，资源转移只是账面上的调整而已。他们或许十分清楚这件事给某甲带来的伤害，却避而不谈。他们只谈这个过程给某乙带来的利益，以及由此给他带来的其他美好前景，说什么如果没有把钱转移给他，这些美好前景就不会发生。某乙作为政府支出的政绩被频频曝光，而为政府支出所牺牲掉的某甲则注定被遗忘。
所得税负的重担往往会落在部分人身上。
但凡认为用钱就能解决问题的人，都有个奇怪的想法，以为信用是银行赋予某个人的。事实恰恰相反，信用是人已经拥有的东西。一个人有信用，或许是因为他拥有资产的现金价值大于他想取得的贷款。或许是因为良好的个人品行让他获得了信用。而是一个人本身具备信用，银行才愿意借钱给他。银行家绝不会随随便便地借钱给别人，他需要得到偿还的保证。银行只是把借款人的资产或信用从流动性较低的形式转换成流动性较高的形式而已。
政府拿钱“扶持”企业，其实和政府征敛民财一样可怕。这个说法，除了适用于政府办理的贷款，也适用于政府的补贴。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必须先从企业身上取走某些东西，才有可能借钱给企业，或者给企业其他东西。
政府不在事先或事后征敛民财，它哪里来钱给予民间财务援助？政府的全部资金都来自税收。即便是备受推崇的“政府信用贷款”也是以债务可以通过税收偿还为前提。当政府向企业提供贷款或补贴的时候，等于是对经营成功的私人企业征税，然后拿钱去扶持经营不善的私人企业。在某些紧急状况下，这么做或许可取，不过从长远和总体来看，这种做法得不偿失。
五
《一课经济学》＃忽视未得利益＃
破窗理论——小屁孩打破了橱窗，是不是增加了产品流通促进消费？
形象工程——政府建设公共设施是否创造就业机会增加社会财产？
战争发展——战争是否提高经济发展速度，逼迫创新？
答案都不是。
需要修补玻璃的钱本可以买份西装，需要建造工程的钱本身纳税人的工资，需要急速发展的战后经济是从头再来。
战争会摧毁累积下来的资本。
他们都忽视了未得利益，这是《别做正常的傻瓜》中行为经济学的第八个理论。没有考虑到资本积累，把破坏当成创造，原本的财富被迫用于修复损失。
“造桥工程不过是使就业机会发生了转移而已。造桥工程每制造一个用于公共建设上的工作机会，就必定会破坏掉一个用于私人领域的工作机会。
我们看得见桥梁工地上建设者们夜以继日，于是，政府支出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论调变得活灵活现，令大多数人深信不疑。但有些东西我们是看不到的，为了建桥它们就无法产生。这些看不到的东西，是从纳税人的口袋拿走 1 000 万美元之后而破坏掉的工作机会，一方面造桥工人在增加，另一方面汽车工人、电视机工人、制衣工人、农民在越少。”
一定数额的公共开支对执行基本的政府职能是必要的。一定数量的公共设施建设，如街道、桥梁、隧道、军营、海军基地、议会大厦、警察局和消防队，是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所必需的。社会对这些公共建设本身有需要，需要就是其存在的理由。
六
《一课经济学》＃经济谬论＃
我最初是在微博上看到＃一课经济学＃的话题的，纠正了我许多关于经济学的错误认识，同时在微博上看的还有博主＠煮肘，他的经济学观点基本和连岳符合——奥派经济学的顺从市场思想，而不是政府管制。
现在大学的经济学课本都是凯恩斯学说——试图从政府观点论证市场必须得到控制防止失灵，结果就是非常庞杂的公式体系全都是马后炮，但在《乐观经济学》中已用大量历史事例表明：政府一插手，经济必遭殃，具体原因也有分析。
“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揭露某某学者所犯下的某个错误，而是在于分析经济生活中那些最常见、最普遍、影响力最大的谬误。谬论一旦流行开来，便责怪不到谁的头上。谬论中的荒谬晦涩究竟因谁而起，这已经变得无从得知。当用于包装谬误的理论被简化成泛泛的教条，那些可能隐藏在一堆限定条件、上下文或数学方程式中的诡辩就会显现出来。本书所讨论的流行教条跟凯恩斯或其他某位学者所提的理论不完全相同，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些不同就责怪我有失偏颇。本书最感兴趣的话题是那些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集团所持的信条，以及政府的政策行动所依据的信条，而不是这些信条的历史渊源。
书中极少引用统计数字，望读者见谅。若讨论关税、价格调控、通货膨胀，以及对煤炭、橡胶、棉花等商品的进行管制所产生的影响，都需要用统计数字来作支撑，势必导致本书篇幅大增，超出预先的设想。作为一个新闻从业人士，我非常清楚统计数字更新的频率有多快。我建议那些对特定的经济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去看当时讨论统计数字的新闻纪实。普通读者一般都能用学到的基本原理去正确解读统计数字。 本书力求简单、合理、准确，尽量避免专业性、技术性的东西，以便还不了解经济学的读者同样能充分理解。 ”
在所有学科中，经济学充斥的谬论是最多的。这决非出于偶然。这门学科内在的难度原本就高，再加上人在经济活动中追求私利的天性，使得对经济规律的研究更加复杂艰难，以至于谬论层出不穷。而对于物理学、数学、医学等其他学科而言，对私利的主观追求对学科本身的影响无关紧要。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尽管每个群体都有某些经济利益和其他群体完全一致，但各自又都存在私利，不同群体的私利彼此抵触，有时甚至形成冲突。尽管有些公共政策从长远来看对各群体都有利，但也有相当多的政策只对某些群体有利，甚至以牺牲其它群体的利益为代价。
能够从那些政策获利的群体，会在利益的驱使下不遗余力地主张积极实施相关政策。他们会雇来一流的人才，要这些人专心致志，力陈利益集团自身的见解。最后，他们要么让大众接受自己的主张，要么就干脆把水搅浑，让人无法认清其中的真相。
除了对自身利益无止境的要求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导致新的经济学谬论每天都在产生。那就是：人们有着天生短视的倾向，总是只关注某项政策的即时影响，或者只关注政策对某个特殊群体产生的影响，而不去探究那项政策对所有群体造成的长远影响。忽视那些不那么即时和不那么明显的后果，本身是一个错误。
这些差异正是坏的经济学和好的经济学的区别所在。坏的经济学家只顾及眼前所见的利弊得失，而好的经济学家则看得更远；前者只观察经济政策提案中的行动产生的直接结果，后者还会考察更长远的间接结果；前者只关注某项政策对某个特殊群体已经产生或者即将产生的影响，后者还会去探究该政策对所有群体产生的影响。
有些被认为是当今杰出经济学家的人，为了避免国家经济萧条，竟然抨击储蓄，鼓吹大肆消费。当有人对这些政策的长期效应提出质疑时，他们却像败家子讥讽父母的忠告那样不屑一顾地说：“何必看得那么远呢？要知道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这么一句轻率的戏言，却被人当作至理名言和大智慧，奉为经济生活中的信条。
不幸的是，长远并不真的那么远，或远或近的过去实施的政策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已经给我们带来煎熬了。坏的经济学家昨天要我们置之不理的明天，转眼就成了今天。有些经济政策的长期影响，可能不出几个月就会露出弊端；有些政策产生的后果，也许需要好几年之后才会显现；还有些政策，其后遗症甚至要潜伏数十年才会爆发。无论如何，政策必然有其长远的影响，就像蛋必然会孵化出小鸡、种子必然会发芽开花。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经济学的研究可以简化为一堂课，这堂课又可以归纳成一句话： 经济学的艺术，在于不仅要观察任何行为或政策的即期影响，更要考察比较长远的影响；不仅要关注政策对某个群体产生的影响，更要追踪对所有群体造成的影响。
事实上，缺乏经济学常识的人很难听得进那些长篇大论，大部分听众很快就会感到无趣和厌倦。坏的经济学家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劝慰听众说，不用勉强自己去听那些推论，也犯不着去理会那些道理，因为那都是“古典主义”、“自由放任主义”、“资本主义”的辩护，他们甚至不介意使用辱骂的词汇来达到说服大众的效果。
大部分是摘抄有意思的段落。